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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红包雨

《粒粒皆辛苦》这幅画其实并不复杂：一位老农蹲在路边，手里拿着烟袋，正在捡起掉落的麦穗，远景隐约可见两辆马车。画中虽然只有一人，却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缩影：古铜色的脸庞是整日劳作的印记，白色头巾、青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是典型的服装标记。虽然是看似普通的画面，但这幅作品在技法革新方面成果斐然：造型结合素描却弱化明暗，细处的皱纹、立体的鼻翼和颧骨、粗粝的皮肤、凹凸的青筋等以墨线为骨，层次立体，颜色整体又拉开距离，精确再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农民形象。这份来自写生的综合视觉形象成为后人对劳动者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粒粒皆辛苦》“一战成名”后，杰出的浙派人物画家们“愈战愈勇”，如周昌谷《两个羊羔》、李震坚的《妈妈的新课题》、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王玉珏的《山村医生》、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顾生岳《红衣少女》、宋忠元《游春图》等佳作接连面世，艺术界乃至全社会对劳动题材的重视、对劳动者典型形象的塑造、对劳动活力的表现、对劳动事迹的传颂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密度。这类视觉作品聚焦劳动人民，讲述他们的故事、呈现他们的情绪，在造型和意境等方面聚合新语言，并在笔墨品质和色彩表现领域与时代潮流多维相契，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人物绘画的新样态和新气质。

20世纪80年代，顾生岳曾在《浙江人物画选》里概括浙派人物画的特色：“采用西画写实的造型方法，强调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在中西绘画融合的过程中，力求保持中国画的特色和情味。”这段话精准表述出这个画派在技法层级的独特性：与光影或结构素描相较，其对结构造型及笔墨表达的处理更中国化，也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在融贯中西不同技巧体系的基础上找到了合适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于一体的超越，有力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时代革新。

中西相融是老课题，如何相融又一直是新问题。浙派人物画匠心独具，紧抓时代焦点，以劳动为美，集中笔墨表现最伟大的劳动者，他们的古铜肤色、灿烂笑脸、健硕身材和鲜艳服饰等视觉要素，成为传统笔墨的最佳实验基地，大处写意开元红包雨，小处精致，丙烯等新材料积极加入开元红包雨，构图实践新意迭出。这批艺术家笔下的劳动者们既有血有肉有个性，又洋溢着充沛的时代痕迹。如李震坚的作品《在风浪里成长》，相较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明显没有矫揉造作、过于直白之弊，虽然体积、明暗塑造加强，也略有“红光亮”的风格影响，但因为坚守笔墨趣味和时代审美开元红包雨，故而整体依然获得了中西相融的上佳效果。

这种主题性内容兼容民族表现形式的风格不仅蔓延全国，更延续至今。如浙派人物画第二代领军者之一吴永良率先尝试的意笔线描开元红包雨，大力推进了人物画教学和创作，《水乡集市》《浪里生涯》等作品在语言表达和人物精神塑造方面都有重要突破；王庆明、刘国辉、吴宪生等接续者专研的意笔方案不断提升创作面貌，吴山明的宿墨法和水法研究更使浙派人物画重开新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吴宪生)、《香格里拉》(吴山明)等作品聚焦普通劳动人民，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

浙派人物画家笔下的劳动者虽是现实主义的产物，却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它将传统基因和时代基色融于一体，与西方的理性写实理念存在根本差异。其既源于大量的实践创作经历，也来自创作者对劳动对象的精准把握。这份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能量，不再是简单的、旁观式的人文感怀，而是经过真实生活体验得来的鲜活视觉产物，它们表现的是生活中看到的真实的人，反映的是新中国进程中劳动人民真实的精神面貌。

比如，出身农民的方增先本身就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连接；李震坚痴迷写生，速写本从不离身；25岁的周昌谷是在赴敦煌临摹壁画半年，又到青海和甘肃甘南藏区等地深入生活，画了大量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速写后，创作出了名作《两个羊羔》；周沧米创作于1963年的《干部与老农》，是他深入农村采风后所画，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干部与农民一起劳动的情景，画面两位人物劳动归来，谈笑风生，大块的红色调喜庆欢快，寓意欣欣向荣的新风尚；吴山明更是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藏区写生，才发现了心仪的绘画笔墨——宿墨，并最终成功锤炼出当代独具特色的淡宿墨人物画风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者的职业类型不断丰富和变化开元红包雨，描绘劳动者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探索中。无论何时，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坚持创作为了人民、创作依靠人民、创作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艺术创作观。后继者只有积极把握新机会，捕捉新问题，以落地生根的艺术实践深入文明源头，沉潜生活的大海，凝聚民族正气和时代精神，方能创作出更多代表时代的人物画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