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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皆辛苦》这幅画其实并不复杂：一位老农蹲在路边，手里拿着烟袋，正在捡起掉落的麦穗，远景隐约可见两辆马车。画中虽然只有一人，却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缩影：古铜色的脸庞是整日劳作的印记，白色头巾、青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是典型的服装标记。虽然是看似普通的画面，但这幅作品在技法革新方面成果斐然：造型结合素描却弱化明暗，细处的皱纹、立体的鼻翼和颧骨、粗粝的皮肤、凹凸的青筋等以墨线为骨，层次立体，颜色整体又拉开距离，精确再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农民形象。这份来自写生的综合视觉形象成为后人对劳动者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粒粒皆辛苦》“一战成名”后，杰出的浙派人物画家们“愈战愈勇”，如周昌谷《两个羊羔》、李震坚的《妈妈的新课题》、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王玉珏的《山村医生》、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顾生岳《红衣少女》、宋忠元《游春图》等佳作接连面世，艺术界乃至全社会对劳动题材的重视、对劳动者典型形象的塑造、对劳动活力的表现、对劳动事迹的传颂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密度。这类视觉作品聚焦劳动人民，讲述他们的故事、呈现他们的情绪，在造型和意境等方面聚合新语言，并在笔墨品质和色彩表现领域与时代潮流多维相契，共同创造了中国现当代人物绘画的新样态和新气质。

20世纪80年代，顾生岳曾在《浙江人物画选》里概括浙派人物画的特色：“采用西画写实的造型方法，强调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在中西绘画融合的过程中，力求保持中国画的特色和情味。”这段话精准表述出这个画派在技法层级的独特性：与光影或结构素描相较，其对结构造型及笔墨表达的处理更中国化，也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在融贯中西不同技巧体系的基础上找到了合适的连接点，实现了将西方写实造型原理与中国水墨写意技法融于一体的超越，有力推动了传统人物画的时代革新。

中西相融是老课题，如何相融又一直是新问题。浙派人物画匠心独具，紧抓时代焦点，以劳动为美，集中笔墨表现最伟大的劳动者，他们的古铜肤色、灿烂笑脸、健硕身材和鲜艳服饰等视觉要素，成为传统笔墨的最佳实验基地，大处写意，小处精致，丙烯等新材料积极加入，构图实践新意迭出。这批艺术家笔下的劳动者们既有血有肉有个性，又洋溢着充沛的时代痕迹。如李震坚的作品《在风浪里成长》，相较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明显没有矫揉造作、过于直白之弊，虽然体积、明暗塑造加强，也略有“红光亮”的风格影响，但因为坚守笔墨趣味和时代审美，故而整体依然获得了中西相融的上佳效果。

这种主题性内容兼容民族表现形式的风格不仅蔓延全国，更延续至今。如浙派人物画第二代领军者之一吴永良率先尝试的意笔线描，大力推进了人物画教学和创作，《水乡集市》《浪里生涯》等作品在语言表达和人物精神塑造方面都有重要突破；王庆明、刘国辉、吴宪生等接续者专研的意笔方案不断提升创作面貌，吴山明的宿墨法和水法研究更使浙派人物画重开新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吴宪生)、《香格里拉》(吴山明)等作品聚焦普通劳动人民，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

浙派人物画家笔下的劳动者虽是现实主义的产物，却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它将传统基因和时代基色融于一体，与西方的理性写实理念存在根本差异。其既源于大量的实践创作经历，也来自创作者对劳动对象的精准把握。这份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能量，不再是简单的、旁观式的人文感怀，而是经过真实生活体验得来的鲜活视觉产物，它们表现的是生活中看到的真实的人，反映的是新中国进程中劳动人民真实的精神面貌。

比如，出身农民的方增先本身就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连接；李震坚痴迷写生，速写本从不离身；25岁的周昌谷是在赴敦煌临摹壁画半年，又到青海和甘肃甘南藏区等地深入生活，画了大量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速写后，创作出了名作《两个羊羔》；周沧米创作于1963年的《干部与老农》，是他深入农村采风后所画，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干部与农民一起劳动的情景，画面两位人物劳动归来，谈笑风生，大块的红色调喜庆欢快，寓意欣欣向荣的新风尚；吴山明更是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藏区写生，才发现了心仪的绘画笔墨——宿墨，并最终成功锤炼出当代独具特色的淡宿墨人物画风格。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者的职业类型不断丰富和变化，描绘劳动者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探索中。无论何时，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坚持创作为了人民、创作依靠人民、创作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艺术创作观。后继者只有积极把握新机会，捕捉新问题，以落地生根的艺术实践深入文明源头，沉潜生活的大海，凝聚民族正气和时代精神，方能创作出更多代表时代的人物画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