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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峰：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5米多长的作业卷轴上，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整齐地抄写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中的《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其后，又有六言诗《十二月三台词》、五言绝句六首和《千字文》数句。

从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和跋尾“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来看，该抄本写于唐朝景龙四年(710年)，作者是年仅12岁的学生卜天寿。有意思的是，卜天寿在抄写过程中，还随手写了几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意思是，今天学生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您不要责怪学生写得慢，明天就是假日了，恳请先生能够让学生早点放学回家。寥寥数语，就成为了解古代西域学子生活的鲜活素材。

唐朝在西域兴办各类学校。首先，唐朝在重要的西域城市建立了官学，如敦煌、龟兹等地。这些官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提供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官学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也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其次，唐朝在西域鼓励和支持民间兴办义塾(民间教学机构)，其以教授汉文化为主，同时也传授西域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技艺。义塾的兴起为西域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汉文化，增强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隋兴科举，唐朝更趋完善，允许平民自主参加，这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旷日持久的吸引力，对于西域学子也不例外。而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的《论语》，是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之一。隋代时，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注《论语》并行，且以后者为要。至唐代，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唐前期郑玄注《论语》风靡，后期《论语集解》盛行。

卜天寿在抄录《论语》各篇时，均有“孔氏本，郑氏注”之题。足见开元、天宝之前，远在西州的学生亦以郑玄注《论语》为主要教材。此并非孤例，阿斯塔那墓地还有5座纪年墓葬出土了唐朝时期的《论语》抄本。同时，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千字文》《开蒙要训》《孝经》《尚书》等汉文典籍，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学习汉文化的有力证据。

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并获得当地人认同，改变了其思想观念。唐朝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西域也从汉代以来的单纯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成为大唐文明沿丝绸之路向更远地区自然延伸的“中继站”。

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唐时期当地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它们有的是当年使用的公文、契约、书信、药方、佛经，甚至是学生的作业，有些内容在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比如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行旅往来的过所(通行证)，以及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户籍、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户口登记表册)等，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儒家经典、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吐鲁番文书真实记录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地区的历史缩影和写照。近年来，学界有关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完)

陈爱峰，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敦煌研究院人文部特聘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主持过多项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研究课题，已出版6本专著。主要研究方向为石窟艺术、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曾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