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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机关出警处置后，夏女士与工作人员口头和解。工作人员将此事汇报给了公司安全部门。后来，夏女士在自己的行李箱内发现她和女儿的入境签证，但此时已经超过了值机时间，她便改签了航班。在等待办理改签航班值机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夏女士面交了一份《拒绝运输通知》，说明公司拒绝夏女士登机以及运载她的行李，而且以后也将拒绝她搭乘该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航班。

一审法院认为，安全是航空运输的首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以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提供良好服务为准则，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运输服务质量。根据《乘客及行李运输的一般条款》，乘客在出发前应出示入境目的地规定的全部所需出入境文件。入境签证属于登机所需资料，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进行告知并提供建议，夏女士因自身疏忽大意导致登机手续难以办理、出行延误之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公安机关在接警后至现场进行处理，航空公司基于夏女士情绪状况与行为表现作出拒绝运输的决定，符合航空运输安全基本流程，与《乘客及行李运输的一般条款》的约定相一致。故一审判决驳回夏女士的全部诉请。

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还是给予夏女士一定的帮助和建议，提供了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如果夏女士当时能够冷静地回忆签证的摆放位置，或者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安心以替代方案获取相关证明文件，抑或及时考虑改签航班，那么她当天飞赴香港的行程完全能够实现，本案的纠纷完全可以避免。但遗憾的是，夏女士当时未能妥善地管控好自己的个人情绪，当场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客观上确实构成了航空公司可据以拒绝运输的情形，故夏女士主张航空公司是出于侵犯其人格权的故意而作出拒载决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而从夏女士在事后连续在网络平台发文等一系列言行来看，不可否认其仍然陷于与航空公司对立的情绪当中，这不仅无助于化解双方矛盾，反而又进一步强化了航空公司对她目前仍然“不宜乘机”的观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航空公司做出的持续性拒载决定，亦有相应的事实基础。一审判决驳回夏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本案中，航空公司如果当时对夏女士的服务能够更贴心一些、对她最初的关切能够回应得更及时一些，如果在运输条款或规章制度中，能够区分不同情形为拒载的范围和期限设置一定梯度作为缓冲买足球有几种买法，或许也可以避免本案纠纷的发生。希望航空公司今后能切实以“服务者”的姿态，保持对夏女士的关心，抛开已成过往的纠纷，打开彼此心结，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及时对拒载决定予以适度调整。